元月29日下午，本人在武汉市乘公交车回家。车上，一个青年偷了我手机后慌忙下车。我迅速跳下车，抓住了那青年的衣领，从其裤袋里搜出了我的手机。我死死扯住他不松手，他则用力想挣脱。相持了10多分钟，周围有几十人围观。
“这是个小偷，我是检察院的。他偷走我的手机被我抓住了，现在想把他送到派出所，哪位能帮忙？”但碰上我目光的每一个人都在往后躲。
这里是停车场地，我将小偷扯到一辆“的士”车边，司机赶忙过来拦住我说“不行，不行”，其他司机也都摇头不干。我拖着小偷在场地里打圈，周围的人像看戏般围着我俩。我见10多米外有个电话亭，于是请求：“哪位帮忙打个110电话报警？”但无人回应。
只听有人说：“你身上有手机，自己报警不是一样？”但当我掏出手机拨打“110”时，小偷乘机撒腿就跑。我边追边喊“抓小偷”！
小偷经过的一家门口，坐着好几个人，听到喊声个个无动于衷，小偷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返转身来，围观者还没有离开，大家七嘴八舌地问我：“跑了？”还有人说：“你今天是运气好追回了手机，我们平常见到的都是丢了东西还挨打的情况。”
（《百姓信报》2001．3．30朱大明 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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